闲话“民族性格”


作者:刘伟  来源:光明文荟  时间:2017年5月12日  浏览:218  字号选择〖    〗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性格的人,有刚烈型的,也有柔弱型的,有暴躁型的,也有温柔型的,有外向型的,也有内向型的……可谓是万般模样、不胜枚举,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如若你稍加留心,就会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发现,是什么呢?不妨让我来夸张地举例引导一下:假若把一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与某个中国人凑在一起,然后让他们去做同一件事情或者对同一件事情发表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作为看客的你是否能够非常轻易地从这群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准确判断出那个中国人来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我何敢如此断言?这恐怕不得不提及“民族性格”这四个字了。何谓民族性格呢?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它是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是一个民族的共同特征。现实生活中,尽管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身边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千差万别的性格,但“民族性格”却为同一族群中的每一个人所共有,并成为显而易见有别于其他族群的最显著特征,我之所以会对自己之前所做的判断异常肯定,也是缘于此的。

  那就不妨聊一聊我们炎黄子孙的“民族性格”吧。

  按照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说法,中华民族是从夏朝开始才算真正步入文明社会的,我们常说的华夏文明也是由这个关口正式登上了人类文明史的舞台。华夏文明有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一个是“礼”,即礼仪,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的说法便是基于此的。另一个是“农”,即农耕,相较于历史上我国周边一些少数民族的游牧文明和一些欧美国家的航海文明而言,中华上下五千年基本上是以农耕社会形态而存在的。

  先说这个“礼”字。当历史的车轮走过了夏、商,又在周辗转了数百年后,周王室开始有些苟延残喘了,古老而僵化的礼乐制度也随之逐步走向崩溃,一个尔虞我诈、朝秦暮楚、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拉开了序幕,“百家争鸣”奏响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后来在欧洲出现的“文艺复兴”,和我们的“百家争鸣”相似度是极高的。难得的是,尽管诸子百家的思想,却也都无一例外地承继了先前“礼”的文明内核,华夏文明的基本面依然没有出现质的变化,反倒是更加丰腴多元了。

  秦始皇在疆域上一统华夏后,又希冀统一人们的思想,于是制造了华夏文明史上的第一桩惨案——焚书坑儒,所幸彼时的华夏文明已经具备了较为顽强的生命力,“礼”的思想内核早已融入民族血脉,一场灾难已然不能灭掉正欲熊熊燎原的文明之火。

  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大汉王朝后,及至其后的汉惠帝、汉文帝和汉景帝,为了收拾自东周末年以来那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万里山河,遂采取了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那段时期中华大地呈现出“两强一新”三足鼎立的思想格局,“两强”即道家与儒家,尤以道家的黄老思想为盛,“一新”则是佛家的兴起,华夏文明在这一时期进入了转型升级阶段。汉武帝刘彻即位后,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至此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文化的正统和主流,可谁都未曾料到,这一“尊”居然便是泱泱两千多年,尽管这期间也曾不时出现过游牧文明或者海洋文明的冲击和挑战,但都无伤大雅,因为华夏文明体量够大,能量也强,大的足以在包容所有,强的足以消融一切。

  悠久而又强大的华夏文明,在潜移默化中奠定了我们之前所提及的炎黄子孙“民族性格”的基础,这种性格的主要特征便是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由此所确立的精神道统,比如忠君报国的家国情怀、修齐治平的价值追求、母慈子孝的人伦认同、忠肝义胆的侠骨柔肠……这种性格历久弥坚、潜入骨髓,深深烙上了中华民族的独有印记,这印记就是每个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所谓的“礼数”,譬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等等。总之,在我们中国人的价值标准里,一旦做人或者做事于“礼”不周,那就是犯了大毛病了,就要被群体所鄙视和排斥的。

  我们“民族性格”的形成,还和这个“农”字也有很大的关联。众所周知,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翻开世界农耕史的版图,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那都是有着响当当的名号的。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就是在这两河流域、在日复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耕耘中,让我们的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繁衍昌盛的。农业文明是一种以种养殖为主的社会形态,尤以种植各类农作物为根本,而农作物从耕种到生长、收获,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种植区域和较为漫长的季节过程,这就必然要求人类“居有定所”才行,于是农耕导致了炎黄子孙的定居,定居让炎黄子孙有了乡土和乡愁的概念,进而塑造出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又一个鲜明的特点,这个特点简言之就是一个“稳”字。

  综上所述,我们的“民族性格”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讲“礼”求“稳”。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被身边的一些过来人和老前辈教导,做人要知书达礼,做事要以和为贵,我估计他们的老先人也曾经这样教导过他们,中华儿女也是在这样一辈接一辈的谆谆教诲中,最终形成了我们这样一个独特的“民族性格”的。

  那么,该当如何评价我们这样一个“民族性格”呢?个人以为,放之四海唯有我们炎黄子孙的“民族性格”最合乎人类生命之常情常态的。试想一下,如果世界上每个人、每个民族都能做到讲“礼”求“稳”,都能知书达礼、以和为贵,何愁我们的世界不会成为美好的人间?

  然而,现实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世界的差异性也是客观存在而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民族性格”规矩有余而创新不足,悲悯有余而魄力不足,柔和有余而血性不足,这些不足和缺陷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无数被侵扰、掠夺、奴役甚至是屠杀的血泪教训和历史记忆,发人深省。

 

翻看中国历史,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北边游牧文明的匈奴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中原农耕文明的骚扰和掠夺,万里长城也是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诞生的。一直到了后来的汉朝,我们对北边时时来犯的匈奴依然采取的是“和亲”的求稳策略,到了汉武帝时期,实在是被匈奴的咄咄逼人搞得没办法了,“刘彻同志”才下定决心,大胆改变以往策略,在和匈奴打了几十年硬仗后,终于把他们远远地赶到漠北去了,这才有了大汉接下来数百年的边境和平。之后的各个朝代历史中,我们又不停地被契丹、鲜卑、女真、辽、金、蒙古等游牧民族袭扰,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以和为贵”的方针,结果每次最受伤的总是知书达礼的炎黄子孙。清朝末年,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历次东西方列强来犯时,我们依然是一味地求和退让,结果导致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初,依然是我们的步步退让极大地撩拨起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中华民族再次惨遭奴役、凌辱和迫害。

  谈到此处,也许你会说,这些还不都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们作出的决策吗?和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联?和“民族性格”有什么瓜葛?我要说非也,不是和“民族性格”没瓜葛,而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统治者也好,普通民众也罢,都是浸润在中华民族这个大环境中的,就如我之前所说的,也许统治者以及每个个体民众的性格千差万别,但在“民族性格”上却是高度集中统一的,不同时期统治者的意志,也恰恰代表了不同时期全民族的共同意志。

  不难想象,当外族或外敌来犯我时,我们的“民族性格”必然第一时间启动,而这一性格“讲礼求稳”的最大特性必然会驱动每个个体朝着“息事宁人、以和为贵”的方向考虑问题,以求自保和周全,可当“讲礼”遇上“非礼”、“求稳”遇上“求战”,又岂有不吃眼前亏之理?值得庆幸的是,诚如之前所提及,正是由于华夏文明体量够大,大的足以在包容所有,能量也强,强的足以消融一切,而且我们的“民族性格”每每到了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也总能爆发出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来,所以中华文明每次都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在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于是,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一方面经常抱怨自己的“民族性格”中的平稳性和柔和性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另一方面又打心眼里为自己所具有的“民族性格”中的先进性和包容性而无比自豪。

  洋洋洒洒,闲话许多。窃以为,常言虽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之说,我们的“民族性格”也历经数千年的沉淀与修炼,已然可以成为人类族群中“民族性格”的优秀代言,然而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民族性格”中尚存的种种不足和缺陷仍需与时俱进、因时而动、随机应变的战略思维来弥补,我们炎黄子孙做人做事既要顾及人类共同命运的长远利益,也不能常吃眼前亏。我想惟有如此,我们这头醒了的、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才能既不会让世界为之忌惮发抖,还能让世界为之倾情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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